唐貞觀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濮州刺史龐相壽犯了貪賄罪，被朝廷“追還解任”，受到免職處分，并追還贓款。不料龐相壽毫無思過之心，為了保住烏紗帽，竟不知羞恥地向唐太宗上書，“自陳幕府之舊”，哀求太宗念在“故舊”的情分上予以寬恕。 原來，李世民當皇帝之前被封為秦王，龐相壽曾在秦王府做過事，是他過去的老部下。照一般世俗眼光看，老部下犯了事，請求老領導老首長照顧一下，開開綠燈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唐太宗雖然貴為皇帝，卻始終未忘故舊之情，看了龐相壽的上書后，禁不住“深矜之”，對他的處境深表同情，立馬派人撫慰他說：“你過去是我的屬下，現在拿了人家的財物，只是為了滿足貪求的欲望。我現在賜給你一百匹絹，恢復你的官職，還是去原地上任吧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貪贓枉法的事（即還向任，更莫作罪過）?！?/SPAN> 見皇上如此寬容龐相壽，宰相魏征直言相諫說：“龐相壽為人‘猥濫’，貪婪卑鄙，遠近聞名，可說是罪不可恕?，F在陛下因為顧念‘故舊私情’，不僅赦免了他的‘貪濁’之罪，又加以重賞，還讓他官復原職，這樣做無助于他棄惡從善，重新做人。況且，過去秦王府故舊熟人很多，如果這些人犯了法，都依仗與陛下有私情而受到庇護，那么只會使貪鄙者得意，為善者害怕，社會怎得太平安寧？”魏征嫉惡如仇，態度鮮明，他指出對貪官寬大為懷，溫情優待，只能是姑息養奸，貽害無窮，后果不堪設想…… 這一番曉以利害的勸誡，唐太宗聽得是聲聲入耳，句句上心，不禁翻然悔悟，決定收回成命。他召見龐相壽說：“我昔日為秦王，自然要為王府作主；現在我是皇帝，已是天下之主，既為天下之主，就不能‘偏與一府恩澤’，專憑私情來照顧你這個王府老部下了。”可以想見，唐太宗的內心深處多少有些居高臨下、身不由己之感，但在國法面前，他最終還是舍私情而奉公法，表現出公正廉明之態。于是，太宗“賜物而遣之”，送給龐相壽一些東西，將他遣送出京。龐相壽原以為可以僥幸保官，哪知“復職”美夢終成泡影，他默然無語，只好帶著無限的傷感流涕而去。 看來，在龐相壽事件中，即使像唐太宗這樣的一代明君，有時也可能為私情所惑而壞公法。如果沒有魏征的及時諫阻和監督，或者唐太宗不愿納諫，仍然一意孤行，濫用權力，對龐相壽給予特權庇護，那么，龐相壽這個腐敗分子，豈不是會更加有恃無恐，照貪不誤，奢靡享樂不止？因此，作為領導者，面對私情與公法的選擇，不可不慎。 由此，我想起了另一位古人的執法佳話。東漢順帝時，蘇章升任冀州刺史，他的一個老朋友在他屬下任清河太守。有一年八月，他按例巡視部屬，發現那位故人有“奸藏（贓）”行為，決意將之繩之以法。為此，他來到清河，特地備下酒肴，請這位故交喝酒。席間兩人暢敘平生友情，相談甚歡。太守高興地說：“人皆有一天，我獨有二天。”言外之意是，他除了老天爺保佑，還有蘇章這個上級幫助他掩飾其罪，渡過難關。但他沒想到聽到蘇章說：“今夕蘇孺文（蘇章字孺文）與故人飲者，私恩也；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，公法也?！边@事的結果是，蘇章“舉正其罪”，列舉太守的罪行并加以懲治。消息傳開，冀州境內知道蘇章大公無私，都望風敬畏。 這個蘇章反貪的故事令人深思。清河太守犯了事，要不要查處，這完全在蘇章這個頂頭上司的掌控之中，他如果不辦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這事就可平安過去；如果依法辦事，這位故人就要完蛋，他們多年的交情也將從此終結。蘇章的處置辦法很有人情味，又富有戲劇性。他先以私人名義請老友赴宴，顯示了濃濃的私情友情；然后以刺史名義懲治貪官，秉公執法，顯示了清正嚴肅而又有情有義的高風亮節。與唐太宗相比，同樣是面對貪官故舊，蘇章在執法上則更顯自覺、嚴正和堅定。他把公與私、情與法，處理得一一得體，既有對朋友的私恩柔情，又有違法必究的鐵面無私精神，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，令人嘆服。 人在社會中生活，不可能沒有親朋故舊。親朋故舊違規犯法，應該如何對待？君不見，當今有的人利用職權，包庇袒護；有的人托人求情，為其開脫；有的人一團和氣，大事化??；有的人則公正嚴明，甚至大義滅親……形形色色，態度不一。在私恩與公法的問題上，看看唐太宗和蘇章是怎樣應對，就不難做出正確的選擇。 |
